海南部分农村成立红白理事会，

倡导婚丧简办，

狠刹攀比之风

让“份子钱”不再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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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年10月26日B05版版面图版面设计：张昕

全文如下：

田家少闲月，最怵“人情宴”。

“年，我的全部收入7万元左右，但有一半却作为人情支出了。”三亚市海棠区某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某荣有些无奈地说，“因为工作原因，我要与很多人打交道，婚丧嫁娶等人情往来真让我苦不堪言。”

这样的事，并非个例。

曾经一度，在海南一些市县，村民在婚丧嫁娶中不惜债台高筑也要摆酒显阔，陷入越穷越要“斗富”、越“斗富”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而碍于情面不得不到场出“份子钱”的村民，即使囊中羞涩也得硬撑门面。

为改变这种“陋习”，今年以来，海南三亚、万宁等地一些农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遏制“天价婚礼”，提倡厚养薄葬，此举不但树立了新风尚，而且还让村民腾出了更多精力和财力发展生产，成为乡村治理的有益探索。

农村婚丧习俗由来已久

但铺张浪费、炫富攀比之风令人诟病

在海南农村一些村民开始转变观念

正在发生的改变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

融媒·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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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让“份子钱”不再恼人（视频拍摄记者袁琛）

A

打肿脸充胖子，“人情宴”上无赢家

大操大办红白喜事，成为苦不堪言的经济负担。尽管大家对这种“陋习”都很反感，但碍于情面，很少有人去抵制，轮到自家办事，也只能随大流

就像赶集似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挤满了农家院落。院内已是人满为患，院外搭起了帐篷，同时摆起数十桌酒宴，在午宴接着晚宴的“流水席”上，觥筹交错，人声鼎沸。这是年以前，三亚不少农村婚丧嫁娶的“盛况”。

说起农村的“人情宴”，许多“吐槽者”认为，“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对各方而言都很难有赢家。

不仅仅是送礼者感叹年收入的一半用在“人情宴”上，办酒者也对接待规模连称“压力山大”。

“以前我们在农村举行婚礼时，尽管家境不宽裕，仍然借钱大摆宴席，因为担心村民在背后说‘不摆酒是怕人家来吃饭’等闲话。”三亚市吉阳区六盘村村民董文雄说。

以前，一些大家族的老人去世后，宰牛祭祀，甚至一次性宰20多头牛，很多白白浪费掉。老家在农村的三亚市吉阳区委宣传部干部符聪对此记忆犹新。

“去年我去参加一个‘人情宴’，发现那家主人宰了多头猪，猪肉堆放在院子角落里，很远就闻到了臭味。”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委会青法村村民黎德说起这事时，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鼻子。

三亚市文明办主任张红艳介绍，年12月，三亚市委宣传部组织专班对全市各区进行调研发现，农村“人情宴”名目繁多，诸如结婚、生子、升学、乔迁、丧葬等人情往来，让许多村民不堪重负。“在大多数乡村中，遇到高峰时段，一户村民有时一天甚至会收到四五封请帖，因抹不开面子都要给红包。一年下来，平均每户村民要应付10场至20场红白事。”她列举道：“不少农户办丧事时，一般会保留祭祀猪牛、道公颂经、烧送纸钱、吹唱送灵、搭棚宴请等传统，耗时很长，一场白事要花费2万元左右。”

支起一排大锅，大摆宴席，是以前农村婚丧嫁娶常见的“盛况”。海南日报记者张杰摄

点评

社会学博士、海南大学教授、海口市社科联主席詹长智认为：陈陈相因的仪式典礼，难免累积一些消极的东西，要在扬弃中与时俱进，要发挥乡规民约的规范约束作用和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表率作用，让节俭的新风树立起来。

B

婚丧简办的推行进度之快，出乎意料

这项改革，契合了群众的需求，正好让好面子的群众“借坡下驴”，人们终于可以从沉重的“人情宴”中解脱出来。因此倡议一出，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

为改变这种现状，今年以来，我省三亚、万宁等地农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由村民讨论通过《红白理事会章程》《村规民约》。其中很多村规定，“婚事倡导婚车不超过6辆，参与婚宴家庭只来1人(除直系亲属外)，每桌支出不超过元，红包不超过元”“丧事简办，控制规模，要在3天内出殡”。

“红包不超过元”的封顶，正好让好面子的群众“借坡下驴”。一位基层干部说，之前感觉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改变起来会很难，但实施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领头顶住闲言碎语，群众的支持度超出了想象。

“红白理事会的推行进度之快，出乎我们的意料。”张红艳介绍，“我们原本是计划到年底，在三亚92个村都成立红白理事会并确保有效运行，没想到6月底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因为这个改革，契合了群众的需求，人们终于可以从沉重的‘人情宴’中解脱出来了。”吉阳区大茅村党支部书记高正才说。

除了三亚市的乡村，今年万宁市北大镇尖岭村也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我们村奖惩分明、公平对待。”尖岭村党支部书记黄家全说，经过村民讨论和表决后，出台了“红七条”，对积极参与的村民最低奖励元、最高奖励0元;还出台了“黑十七条”，对入“黑榜”者则进行曝光和教育。

点评

经济学博士、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执行院长高一兰认为：农村红白理事会对礼金设置不超过元甚至元的“上限”，这实际上是政府调节价格机制在起指导作用，为村民之间提供体面的“人情台阶”，引导他们作出理性的经济选择，形成新的价格契约。

三亚、万宁等地农村红白理事会的设计和实践，是我省乡村治理的组成部分。政府可以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找准同频共振的利益链接点，引导村民把精力、财力投入到产业发展上。

C

姐弟的争论

贫困女孩们的“脱胎换骨”之路

姐姐认为“祭而丰不如养之厚”，弟弟顾虑村中习俗，到底该如何抉择?

10月24日，蒲丽娜回到三亚吉阳区中廖村的娘家老屋，打开窗子，扫地拖地，擦干净了桌子和床头上的灰……就像母亲还在一样，这是母亲离开她的第25天。

今年9月30日，蒲丽娜的母亲病逝。按当地习俗，老人过世，从做道场到出殡需要20多天，谁把老人的丧事办得越隆重就越孝顺、越奢华就越风光。可是，蒲丽娜的母亲去世第二天就出殡安葬，没有宰牛祭祀，没有宾客满堂。

蒲丽娜和家人做了不符合习俗的事。

意外的是，提及蒲丽娜，村里人不仅没有风言风语，反而纷纷竖起大拇指称她是孝女。

背后究竟有什么缘由和故事?

时光回溯到年。得知母亲患了癌症，远嫁重庆、已有一个孩子的蒲丽娜与丈夫商量后，一同来到中廖村附近的荔枝沟村生活。他们一边打工挣钱协助兄弟为母亲治病，一边抽空照顾住院的母亲。年起，病情恶化的母亲瘫痪了，此时蒲丽娜已有了第二个小孩，既要哺育小孩，又要伺候母亲。“每天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样停不下来。”蒲丽娜回忆。

近年来，蒲丽娜为母亲擦洗身体、接屎接尿，用行动书写了“久病床前有孝女”的佳话。母亲弥留之际叮嘱女儿：“这么多年你们伺候得很周到，我很满意，我的后事不要大操大办。”

蒲丽娜与哥哥、弟弟商量如何办葬礼时，“不要大操大办。”蒲丽娜说出了母亲的“遗嘱”。

哥哥点了一下头，但弟弟却有其他考虑：“应该按照村里以往的习俗，借债也要办得隆重一些，况且多年前爸爸去世时家境更差，但丧事办得还算体面，这次也不能失了面子。”

正在姐弟意见不一时，中廖村红白理事会派人来吊唁蒲丽娜的母亲，建议他们丧事简办。

尽管有思想斗争、有面子观念之别，蒲氏兄妹最终还是决定简办，没有按照旧习俗宰牛祭祀，只邀请直系亲属和邻居参加简化的葬礼。

“蒲丽娜在母亲生前贴心伺候，母亲离世后主张简办丧事，真正做到了厚养薄葬。”中廖村红白理事会副秘书长黎慧爽说。

点评

詹长智认为：婚丧嫁娶仪式具有守望相助、社会教化、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比如葬礼中追思先人、不忘根本，婚礼中感念父母养育之恩、勉励夫妻互敬互爱，这些积极因素应该保留，但摆酒比阔、奢侈浪费，这些应该予以摒弃。

D

新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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