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从庄简觅高风

——李光贬谪海南的有关问题及其历史意义

李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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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海南历史文化》第1卷，南方出版社年4版。

如有引用，请以发表的文本为准。

海南岛作为唐宋时代重要的贬谪地，曾经迎来了诸多名贤，对海南岛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后人长期纪念的著名人士首推苏东坡和被称为“五公”的五位唐宋名臣。如果说苏东坡的到来开创了海南文化教育新局面的话，那么，“五公”中的庄简公李光则是继苏东坡之后对海南影响最大的一人。然而由于他一直在“五公”这个集体概念之中，而且又为苏东坡无上的名声所遮掩，因此这位海南贬谪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长期得不到深入的研究。本文就李光贬谪海南的一些问题展开论述。

一、李光贬谪琼儋始末

既然李光乃海南贬谪史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么对对其贬谪海南的经过及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清晰的梳理和分析，那就是很必要的了，这对人们更好的理解海南贬谪史及贬谪文化内涵将会有帮助。

第一，李光贬谪海南的时间。李光贬谪海南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确切的说是先后被贬谪到海南的两个地方，先是琼州，后是昌化军（儋）。首先，关于自滕州移琼州的时间。在贬海南之前，李光是被贬谪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滕州安置”。那么从滕州再贬琼州是什么时间，学术界一直很模糊。从几个代表性的相关成果看，要么语焉不详，如岑婉薇、谷禧《五公诗词选》谓“绍兴十一年（）李光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滕州安置。……三年后，……李光被贬琼州”[①]，林日举《海南史》谓“年（绍兴十一年）冬，……滕州安置。四年后移琼州”[②]，所谓三年后、四年后都是约数，不好确定确切的年份，这说明研究者对此问题还是很模糊的；要么产生错误的结论，如曾庆江等《海南历代贬官研究》谓“绍兴十四年（）十一月，又移琼州安置”[③]，胡奇光《中国文祸史》及海南学者林冠群的文章都记作绍兴十四年（）移琼州安置[④]。事实上这个时间是错误的，李光再贬琼州确切的时间是宋高宗绍兴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至琼州贬所。这个时间在《庄简集》中有多处记载，其中必当以《琼州安置谢表》为基础，参照其他诗文记载，因为谢表必须在到达贬所后立即要写的，而且是写给皇上的，时间必不能有误。《琼州安置谢表》云：“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准藤州公文送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移臣琼州安置。臣寻于当月二十日起离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琼州贬所。”[⑤]这里记清了贬谪琼州的具体时间经过：“今年”的二月十六日接到再贬的公文，二月二十日离开滕州贬所，三月十五日到达琼州贬所。那么所谓“今年”是哪一年呢？李光在居琼的其他诗文中有记载：《琼州双泉记》“绍兴乙丑，予自藤江再贬海外，以三月望至琼。众指双泉之胜，乃葺居。”[⑥]《泂酌亭诗》序云：“绍兴乙丑之春，予再贬琼山，九月二日自行馆与仲子孟坚徙居之。”[⑦]又有一首诗的题目中反映贬琼时间：《乙丑二月予贬赴琼山苏令辩自蔚平追路至陆川访别临行作两小诗》[⑧]。这些诗文中的“春”、“二月”正与谢表中的二月十六、二十到三月十五相合。可见李光再贬琼州是在绍兴乙丑年，即绍兴十五年（）。由此看来，李光贬谪琼州并到达琼州的时间是非常清楚的，不必含糊其词，把时间定为绍兴十四年（）是错误的，像《海南历代贬官研究》定为十四年的十一月更是谬之千里。[⑨]再说自琼再贬昌化军的时间，学术界一致定为绍兴二十年（），这是没有错的。但具体在哪个月，多数都回避。唯《海南历代贬官研究》叙述如下：“绍兴二十年（）正月，两浙转运副使曹泳告李光幼子李梦传‘诵其父光所撰私史，语涉讥谤’，由于李光早已经南贬，便‘诏李光遇赦永不检举’……同时，依附秦桧的吕愿中又投秦桧所好，告发李光与胡铨进行诗词唱和，毁谤朝廷，因此再被移往昌化军安置。”[⑩]从前后文意看，似定为正月，至少让读者理解为正月。但查《续资治通鉴》，曹泳告发李光仲子孟坚（按：此即“小史案”，乃孟坚，而非孟传，孟传为李光幼子，《海南历代贬官研究》记述有误）确实是在绍兴二十年正月，但给孟坚定罪和再贬李光在不在正月。《续资治通鉴》在本年三月记载如次：“丙申，诏责受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永不检举，右承务郎李孟坚，除名，峡州编管。先是孟坚以《小史》事系狱，至是狱成。光坐主和议反覆，在贬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讥谤朝廷，意在侥幸复用，及与赵子祇于罢政后往来交结；孟坚亦为父被罪责降，怨望朝廷，记念所撰《小史》，对人扬说，故有是命。”[11]文中“先是”乃追述之词，“至是”则是指到现在（三月），也就是说，孟坚案发在正月，到三月丙申才结案（“狱成”），李光也受牵连而再贬昌化军安置。李光自琼州再贬昌化军的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年（）三月。

第二，关于李光贬谪琼、儋的官职。李光贬谪滕州的全称是“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宋史》卷三百六十三《李光传》），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但再贬琼州、昌化军的官职却不见有关研究成果记载。首先，关于贬谪昌化军（儋）的官职。《续资治通鉴》有多处记载了李光贬儋的全称：“丙申，诏责受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永不检举。”[12]“庚辰，诏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依已降指挥，永不检举。”[13]“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矣。”[14]可见李光贬谪昌化军的官职是建宁军节度副使。其次，对于李光贬琼州的官职，未见诸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但贬琼之前为建宁军节度副使，从琼再贬儋仍是建宁军节度副使，后来自儋移郴仍是建宁军节度副使，可见数次贬谪，其官职并没有变，只是安置地发生变化而已。因此，李光贬谪琼州的全称必为“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琼州安置”。《宋史》所谓“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琼州。”当是因为官职没有变化而承前省略的方法。

第三，李光遭贬的原因。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李光何以为海南人民所尊重并列为“五公”之列加以祭祀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李光自幼性格耿介，一心君国百姓，坚守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随波逐流，故时常得罪权要。晚年被长期贬岭海，症结在于与秦桧的矛盾。秦桧乃历史上公认的奸相，其奸邪凶诈，历史少有。虽然李光曾一度被指为秦桧之党，但其实并非如此，那只是别人的误解和另一伙奸邪小人的诬陷而已，所以丝毫不能影响李光在历史上的光辉形象。李光曾经有议和的倾向，但其议和是为了有一个国家建设的好环境，而且在议和的同时也要加强军事建设，不可向敌方示弱。这是他与秦桧矛盾根源之所在。《宋史》对二人的过节有细致的记载：“时秦桧初定和议，将揭榜，欲籍光名镇压。上意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遂用之。同郡杨炜上光书，责以附时相取尊官，堕黠虏奸计，隳平时大节。光本意谓但可因和而为自治之计。既而桧议彻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光极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彻，桧恶之。桧以亲党郑亿年为资政殿学士，光于榻前面折之，又与桧语难上前，因曰：‘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桧大怒。”[15]当时李光作参知政事之时，朝野声望非常高，秦桧为相，动议与金国议和，但受到广泛反对，便欲借李光之名望来压制反对者。但李光很快看透了秦桧所谓“议和”之投降的本质，当皇上之面抨击秦桧，触怒了秦桧。李光自知秦桧奸恶无比，次日即上表自请离开京师，后虽得到批准，但还是没有逃过秦桧的报复。绍兴十一年，秦桧阴使中丞万俟禼指李光阴怀怨望，因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藤州安置。但秦桧仍心怀仇恨，依附秦桧的滕州知州杨愿进一步诬告他作诗讽刺时政，纵横倾险，子弟宾客，往来吴越，诱人上书，动摇国事，于是李光再次被贬琼州。居琼六年，朝中发生《小史》文案，当时朝中严禁野史，李光私作《小史》被发现，李光之次子孟坚被指宣扬《小史》而获罪，秦桧心腹吕愿中紧接着上告李光与胡铨在海南互相唱和，讪谤朝政，遂再贬昌化军，这段事载在《宋史》：“仲子孟坚坐陆升之诬以私撰国史，狱成；吕愿中又告光与胡铨诗赋倡和，讥讪朝政，移昌化军。”[16]《续资治通鉴》亦载：“先是孟坚以《小史》事系狱，至是狱成。光坐主和议反覆，在贬所常出怨言，妄著私史，讥谤朝廷，意在侥幸复用，及与赵子祇于罢政后往来交结；孟坚亦为父被罪责降，怨望朝廷，记念所撰《小史》，对人扬说，故有是命。”[17]从这里可看出，李光实因反对秦桧的投降主义、抨击秦桧的邪恶意图和行径从而使秦桧一党怀恨在心而接连被贬。按中国习惯计算，李光到达海南时已经67岁，离开海南时已经77岁或78岁[18]，如此高龄，身居海外，又痛失身为探花的长子孟博，他在晚年被长期迫害的遭遇令海南人民同情，他那始终心怀邦国百姓的伟大人格值得海南人民尊敬，再加上他在海南期间为海南历史文化所作的贡献，被列为“五公”而加祭祀，那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第四，李光北归。秦桧对反对者心怀仇恨，“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19]。至绍兴二十五年，再次兴狱：“桧久擅大权，富贵已极，老病日侵，将除异己者，故使徐仿、张扶论赵汾、张祁交结，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无全肤，令汾自诬与特进永州居住张浚、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昌化军安置李光、责授果州团练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20]看来秦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光难逃其劫，岂有生还之望。然这年十月，秦桧病重，“狱方欲上，而桧已病不能书矣。”当月秦桧死，朝政发生变化。高宗本来就爱李光之才，曾暗赞其“面叱秦桧，举措如古人”[21]，至此李光惩罚减轻，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移郴州安置，但从朝中做出决定到接到命令再到具体行动尚需一段时间，因此，李光离开海南岛是在当月还是在次年正月，在没有确切文献的情况下尚不可知。但如果照《续资治通鉴》“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的记载推断，李光于次年离岛的可能性非常大（参加注释18）。

综上所论，李光自绍兴十五年（）二月接到贬琼文告，三月到达琼山，中再贬昌化军，于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得命北迁，如果当月离开海南，则在海南前后居住11年之久，确切的说应是10年零10个月；如果次年正月离岛，则在海南居住前后可为12年了。

二、李光与双泉

现在海口五公祠是纪念贬谪人物的重要场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纪念的贬谪人士主要是苏东坡和“五公”（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胡铨），再加上通过图片和文字介绍的其他贬谪人物，可以说这是海南贬谪史最为集中的直观展现。这区著名的历史文化胜地虽名“五公祠”，而其建立的依托却是与苏东坡密切相关的“双泉”[22]，双泉的文化内涵既是五公祠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基础和亮点。双泉是自然和人文集于一身的景胜，人文部分超过了自然部分。一提到双泉，人们便会自然地与苏东坡联系起来，却很少有人想起另一位重要人物：李光。如果说苏东坡是双泉的开山鼻祖，则李光是使双泉发扬光大的最重要的大家。苏东坡只是两度路过双泉，在此居住的时间仅十多天，写下的作品仅一篇（《泂酌亭并序》）；李光居于双泉达六年之久，今存作品直接写双泉（含泂酌亭。按：此为泉上之亭）者就有诗10篇，记1篇，明显涉及双泉者至少6篇[23]，给双泉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这是海南贬谪文化的一份重要遗产。因此，研究五公祠文化就不能不挖掘双泉文化，挖掘双泉文化就不能不研究李光。李光对双泉文化内涵的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这也是李光对海南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

（一）挖掘、强化双泉文化中的苏东坡内涵。苏东坡是双泉的发现者，但他离开海南之后，人们渐渐淡忘了，东坡遗迹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50年后李光贬居双泉之时，东坡题诗已不复存。李光很着急，“因访寻旧题，得‘泂酌亭’三字于乡老”，请朱景贶“复揭之亭上”。他在诗中极为推崇苏东坡发现双泉之功及赋予双泉的文化内涵。当郡守请他写双泉诗的时候，他说“顾东坡绝唱在前，何敢轻作。”他认为双泉之胜全赖苏公：“地偏无俗辙，境胜赖前贤”；“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也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

（二）赋予双泉文化内涵以理想的儒家政治思想意蕴。李光在作品中反复咏唱双泉对邦人之惠：“四方之民无男女少长，挈瓶罂就涣濯者，无昼夜”；“余润分畦圃，支流给市廛”；“邦人日夜汲，携挈杂罂皿。秋蔬灌百畦，夏稻溉千顷”；“余波及农圃，父老免叹嗟”；“瓶罂日夜汲，闾里悉周偏”。这实际体现出儒家与民同乐的政治思想，既是苏东坡的初衷，也是李光的理想。

（三）丰富了双泉文化中的人生哲理及情感内涵。苏东坡的诗已经赋予了双泉以人生哲理内涵，李光又加以丰富。李光曾官至宰相，因主张抗金报国而遭贬黜。但他并没有因挫折而倒下，而是吸收儒释道的生存智慧达到人生的超脱。他穷居双泉，却不改其乐，“我亦惯穷独，客至但煎茗”，“一味清泉堪瀹茗，千年牍简可忘忧”，正是儒家固穷精神的表现。“雁过空遗影，僧来忽悟禅”，“时时俯清泠，照见本来面”，增加了禅味。他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泂酌亭……若在尘外，疑即三山之一也。”赋予了双泉以仙道的超然感。“挹彼注两泉，澠淄忘分辨，陶公岂虚言，掬饮逃祸难”，显然带有道家和魏晋玄学的意味。李光对双泉充满了感情，他离开双泉时，不忍离别，作诗说“怅恋我过矣”，看似自责，正说明他的留恋之情。为了使双泉能得到长久保护，他临别作亭其上，题诗亭中，有句云：“他年莫忘痴顽老，曾是双泉旧主人。”依依之情，溢于言表。另外，他还有一些作品描写双泉之竹，表现出坚贞的冰雪之操。

（四）对双泉的修护、考辨和描绘。苏东坡离开海南之后，人们对双泉的热情逐渐减弱，缺乏保护，至于荒芜。李光移居双泉后很痛心：“双泉信奇绝，岁久深泥泞。稍觉藻荇繁，渐已生蛙黾。”于是率众清理污秽杂藻，使双泉重新恢复甘净的泉水、优美的环境，并精心护理。他离开双泉时，惟恐双泉再受污染损害，专门作双泉亭以护之：“稍葺治之，结亭泉上，瓮以青石，可百年。南游昌化，留小诗亭中。”苏东坡发现双泉咫尺而异味，但未作考辨，且50年后“混而为一，非知水味者莫能辨也。”于是李光作《琼州双泉记》进行详考，辨其源流，“然后知咫尺而异味者，非虚语也。”东坡对双泉之状及环境亦未作记载，李光则通过其大量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以至于八九百年后，我们尚能想见双泉当时之胜，这不能不说是李光的功劳。

（五）双泉地位及“金粟”、“洗心”之名的确立。苏东坡发现双泉，奠定了使其成为名泉的基础；而从理论上和影响上正式确立其名泉地位者，却是50年后的李光。《琼州双泉记》云：“双泉之井独冠于二广，岂其源渊所禀，得天地粹灵之气，而不资于海邪？”又据陆羽《茶经》及对双泉的实地考察，而确定双泉之水为上等，他的一些诗中还认为双泉与冰井、惠通等天下名泉相比，毫不逊色。苏东坡只确立了“双泉”之总名，而后来盛传的“金粟”、“洗心”二泉名，则最早见于李光的作品，这一点是人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李光《戏作金粟汤赞》云：“我有一汤，香味胜粥。朝饮一杯，和气满腹。处处现身，是名金粟。”为“金粟泉”命名的源头。“泉之泠泠兮以濯我缨，泉之湛湛兮以洗我心”，是“洗心泉”命名的源头。五公祠内今仅存“金粟泉”，号称“海南第一泉”，另一泉已堙没，只有后人建立的“洗心亭”作为纪念。

三、李光与载酒堂

位于今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书院是海南两一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载酒堂为依托的东坡书院，它不仅仅是一座古典建筑物的遗存，而是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儋州及海南岛谪贬文化最重要的纪念载体。东坡书院是后起之实体，它的依托和核心标志是载酒堂[24]，因此,我们如果给这个文化载体命名的话，与其把它称作“东坡书院文化”，还不如称之为“载酒堂文化”更为深刻。而给予这座建筑物注入谪贬文化内涵的人物，则主要是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李光。苏东坡首先发起在儋贤黎子云家建立载酒堂，作为传播中原文化的平台。苏轼居儋三年，他的所有事迹和功业都似被人们融入了“载酒堂”这个名词中，因此，本来应该是“子云载酒堂”的这个实体，却变成了“东坡载酒堂”，后起的书院也自然就是“东坡书院”了。因此，一提起载酒堂和东坡书院，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想起苏东坡，甚至绝大多数人只能想到苏东坡，而不知道（或者忽略了）另一位历史人物对这个贬谪文化载体的重要贡献，这个人物就是李光。

李光是南宋著名爱国名臣，又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在苏东坡离去50年后被贬居昌化军，在苏东坡谪居了三年的地方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的贬谪生活，使他强化和丰富了“载酒堂”的文化内涵。[25]

（一）强化了苏东坡与载酒堂的关系。同一个地点的贬谪生活使作为前辈的苏东坡成了李光的偶像，苏东坡的名字在李光居儋诗文作品中高频度出现，这一方面表现出李光对苏东坡的景仰，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在宣传着苏东坡居儋的不朽功业和风范。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缅怀东坡老，陈迹记旧痕。空余载酒堂，往事孰与论。”在缅怀与惆怅中透露出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有意思的是这首诗有一个长长的题目：“绍圣中，苏公内翰谪居儋耳，尝与军使张中游黎氏园，爱其水木之胜，劝坐客醵钱作堂，黎氏名子云，因用扬雄故事，名其堂曰载酒堂。予始至儋，与琼士魏安石杖策访之，退作二诗”。题目中记载了“载酒堂”建立和命名的缘由经过，成为研究苏东坡与载酒堂的重要资料。他的另一首诗题目是：“东坡载酒堂二诗，盖用《渊明始春怀古田舍》韵，遂不见于后集。予至儋，始得真本，因追和其韵”，可知苏东坡此二诗在此之前集子中失载，幸亏李光至儋后才发现并保存了下来。他在《载酒堂》一诗中，更是对苏东坡进行了集中地记载和评价，他记东坡之事：“晚年流落海南村，黎唱蛮呕随蜑叟。”他说载酒堂乔木森森，“半是东坡亲手植，老干樛枝互缠纠。”他“杖黎乘兴访遗像”，遐想东坡当年“英风”以及儿童吹葱叶跟随东坡的生活图景。他评价东坡文学：“东坡文章喧宇宙，灿如日星垂不朽。六一老人犹避路，作者纷纷皆束手。俊逸精神追李杜，华妙雄豪配韩柳。”他搜寻并评价东坡书法：“先生已去五十年，遗墨残篇尚多有。丰城宝剑埋狱中，光焰犹能射牛斗。败垣坏壁秘蜗涎，夭矫龙蛇已惊走。”并自注考证：“东坡真迹多为有力者取去，所存但摹本耳。”总之，苏东坡在载酒堂文化中无比崇高地位的确立，是与李光的强化有着密切关系的。

（二）对载酒堂文化中教育内涵的丰富。海南岛教育文化的兴盛事实上始自苏东坡，以至于人们误解苏东坡曾在载酒堂开课授徒，但这也说明了载酒堂文化之内涵含概了谪贬文化对海南教育的杰出贡献。由于顶峰式的人物苏东坡的巨大影响，便使人们渐渐忽略或淡化了李光对海南教育的贡献。事实上，就官学而言，苏东坡曾感叹过学舍的荒废，但在他的诗文中并未发现郡学复兴的记录。而李光则不仅一直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