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疮疤再痛也要揭

世代生活在渔村，未到法定年龄“结婚”再正常不过，最小的14岁就当了妈妈，个别30岁就成了奶奶或外婆……在海南临高县等地的渔村调查发现，部份少女未婚早孕早育现象普遍。一些“少女妈妈”婚后面临分娩安全风险，生育后分居现象也愈来愈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10六七岁本该是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纪，本该是在校园里挥洒青春的年纪，本该是充盈自我精神世界、计划设计未来人生的年纪，但是在中这些渔村孩子的身上，这一切一切的美好都在未成年期戛然而止。吃饭、喂宝宝、看电视……这就是这些“少女妈妈”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的“单曲循环”生活模式，消息在使人震惊错愕的同时，也不免欷歔感叹。结婚生子，本是件值得高兴庆贺的喜事，但现在却如鱼梗在喉，让人怎样也高兴不起来，这在当下充斥弥漫剩男、剩女等社会焦虑的大环境之下，“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现象显得尤其刺眼。从剩男剩女到少女妈妈，全部社会的生育大计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个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另一个社会问题又沉渣出现。如此为难现实，不但值得当权者深入反思，更值得社会大众深究与追问。

实际上，这类“少女妈妈”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海南1地的个案，这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艰苦偏僻山区都出现出一个多发频发的态势。就拿临高县渔村为例，之所以“少女妈妈”成为当地特有的现象，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缘由。首先，“少女妈妈”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守旧性策略”。谁都知道，渔民出海风险较大，如果能够提早“传宗接代”，必将能够将对家庭的潜伏伤害降到最低，因此，“少女妈妈”自然成了渔民规避出海意外与风险的不二之选。其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渔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元，略加比较，就可轻易得出“读书不如打鱼挣钱多”的所谓“脑体倒挂”结论。如此，渔民们自然“重渔轻文”，对孩子的教育不理不睬。加上渔民终年出海造成渔民孩子特有的“半留守状态”，客观上也助推加重了早恋早育、“少男爸爸”、“少女妈妈”等陈规陋习的多发，家长的轻视与纵容无疑变相起到了催化引发的作用。

据当地的“生育大数据”显示，短短十个月以内，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产妇就高达20例，换言之，每个月就有两至三个未成年产妇，并且其中多人是生育二胎，言下之意，这些“少女妈妈”一胎时的生育年龄可能更小。就国家宏观层面，关爱女性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现在问题照旧，几成顽疾，低龄婚育的死角仍然存在，这足以说明，在控辍保学工作上、在遏制早婚早育乃至童婚童育问题上，仍然任重而道远，有关部门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实，“少女妈妈”的悲痛不只是这些当事者个体的不幸，更是我们全部教育乃至全部社会的悲痛。虽然说结婚、生子都是人生势必步入的既定轨道，但如果过早地挑起养家糊口与结婚生子的重任，过早地承当那些不属于本身年纪应有的家庭与社会道义，过早地将人生定格，未来生活的质量实在难以让人乐观，尤其是对那些身体与心智都还没有成熟的“少女妈妈”来讲。这不仅是对当事者的不公平，还会催生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小则面临分娩风险造成难产、畸形等不良后果，大到损伤教育公平，破坏《教育法》、《婚姻法》等系列法规的制度威严，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少女妈妈”来讲，就连自己都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自然缺少家庭角色中所必须的与担当，又叫他如何能够化解家庭矛盾？如何能够扮演好家庭角色？如何能够维系稳定的生活与幸福的婚姻？

常言道，治贫先治愚，救命先救心，“少女妈妈村”的背后所暴露的，不只是当地人价值观的迷失与错位，更有渔民子女全部群体的发展窘境。所以，“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疮疤即是再痛我们也要狠心撕揭。但如何揭，固然也是1大社会困难，同时还考验着职能部门的工作智慧。根本之道还需转变观念，作为地方政府，当地方面要加大宣扬与引导，强化大众的遵法意识，改变畸形的生育观，如此，才能避免“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疮疤重蹈覆辙，渔民群体的人生也才有打破瓶颈、实现逆袭的可能。